外国人常常这样评价伦敦：多雾、潮湿、冬天阴冷，然而这依旧无法改变它是多国流亡者的“归宿”。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许多法国贵族来到了苏豪区，和20世纪不同，那时的苏豪区凌乱无章、到处都是希腊人、意大利人，社会渣滓和野猫到处乱跑，西红柿和动物内脏随意扔在街上。
这些人或在酒馆里郁郁寡欢得喝闷酒，或在咖啡馆里谋划、写作，以期待能和远在国内的“同胞”继续完成他们的事业，然而伦敦带给他们的更多是失望。
这里并不是避难者们寻求安全和宽慰的理想之地，而是一个如同“利维坦”般，躲在浓厚烟雾里的都市。
在梅菲尔有一个旅店，从18世纪中叶它就已经开始经营了。作为顶级奢华酒店，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包括国王在内的贵族直接将那里当成家住，同时女王本人也很喜欢它。
每逢大型的庆典，当白金汉宫住不下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政要名流被安排在那个酒店里，因此它有个昵称“白金汉宫别馆”。
其实在伦敦要找到同等级奢华的酒店并不难，不过据某位“白金汉宫前雇员”所述，那个酒店之所以让女王那么喜欢的原因，是在于里面的“服务”。通过“死苍蝇测试”只是进入白金汉宫的第一步，如果硬要对比，白金汉宫的雇员要小心翼翼地思考，要用什么方式提醒女王就餐，同时又不打扰到她的工作。
而酒店的员工对待绝大多数客人就像对待熟人、家人一样熟络、亲切。当然，要住进“白金汉宫别馆”首先必须足够富有才能支付每晚高昂的房费，但仅仅是富有，并不能进入他们那个阶层。酒店的服务甚至可以细心周到到当你没有画好妆之前，前来收拾房间的服务员都不会抬头看你的地步。因为他们就是那么“贴心地”考虑你的感受，知道你不想让人看到自己憔悴、凌乱的样子。
这样的生活和苏豪区比就像有一条鸿沟，但这些流亡者们在以前的国家却是“一个世界的人”。每个法国贵妇的梳妆台上都有一本“巴黎时光”，等她们阅读完里面的消息后，到沙龙、宴会、舞会，和其他读过这本书的人们一起聊这些“新闻”。
酒店里的员工有一项工作，他们要在客人的床头放一个闹钟，这个闹钟是酒店经理从市场上能买到的上百个闹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
将人叫醒是一件技术活，酒店也提供客房叫醒服务，不过就算是优雅的音乐或甜美的嗓音，听着它“醒来”也不如自然醒舒适。
所以酒店经理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找到了一个价值20镑的闹钟，放在国王的床头。它不是纯银的，也不是古董或者是名家制作。
有人会觉得，哦，原来这就是顶级服务，就是在“无用”的地方下功夫。
事实上闹钟更容易被人察觉到它的存在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关上灯后，不论多么奢华的房间里都会一片漆黑，只有闹钟发出的声音会被人听见。
酒店最重要的功能是让人休息的，如果客人听着闹钟的声音一晚上睡不着的话，而恰巧这位客人第二天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那么这个闹钟就和定时炸弹上的钟差不多作用了。
“砰”！
波莫纳听到一阵巨响，浑身下意识得哆嗦了一下。
等她循声看去，透过玻璃窗，她发现发出声音的并不是什么炸弹，而是有人在隔壁开了一瓶香槟，服务生正在将金色的酒倒进客人翘首以待的杯子里。
那个女人看着很像约瑟芬，她指的是脱掉了粗布裙子，重新穿上了丝绸、薄纱和蕾丝衣服的约瑟芬，她不再像之前在监狱里时那样蓬头垢面，画上了精致的妆容，看起来端庄而优雅。
波莫纳曾听说过，杜伊勒里宫的仆人们会在走廊上驻足停留，只为了看她走路的仪态和听她那如爱人的轻抚般柔顺的嗓音。
她是个让人无法抗拒的、优雅而慵懒的女人，即便她已经不再年轻了，这份高雅端庄还是可以弥补时间从她手里偷走的一切，让她可以和比她小十几岁的歌剧女明星竞争。
“都已经准备好了，夫人。”夏洛特柔声说。
波莫纳放下了手里的茶杯。
它在安静的室内发出清脆的声音，几近刺耳。
“你知道我为什么留下你？”波莫纳轻声说。
“猜得到一点。”
“是什么？”
“因为……我不识字。”夏洛特说“我没读过那本书。”
“还有呢？”
“我不知道，夫人。”夏洛特说。
波莫纳长呼出一口气。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戴上那些热那亚人送的珠宝他们会觉得高兴？”